6月15日上午,知名外资药企百时美施贵宝的几十名医药代表,在其上海总部会德丰国际广场楼下聚集。他们于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期间被裁员。在致公司管理层的公开信中,被裁员工要求百时美施贵宝“回到谈判桌来”,并打出“抗议裁员”“施贵宝还我公道”等横幅,抗议百时美施贵宝的“栽赃性裁员”。
在随后几天,北京、南京、广州等地也陆续上演了类似事件。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7月起,百时美施贵宝在中国裁员已近千人,被裁员工几乎涉及其中国区所有事业部。
百时美施贵宝方面对记者表示,裁员主要原因是企业战略调整,由以往的糖尿病业务转向肿瘤领域,产品线变化导致员工缩减;另外,部分员工“因违反公司合规政策而被解除雇佣关系”。但被裁员工对记者表示:“违规是栽赃,百时美施贵宝主要是利润下滑,为缩减成本而单方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目前,争议仍未有定论。
2014年起,葛兰素史克、百时美施贵宝等外资药企巨头,先后在中国爆出大规模裁员事件,产生的官司诉讼也旷日持久。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诺华制药启动新一轮成本削减计划,其分布在全球的7000余个相关岗位将被重组;默沙东、阿斯利康等制药巨头,也都曾传出裁员消息。
长久以来,外资药企在中国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其背后的单独定价权、高额利润和超高的市场占有率颇受争议。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中国药品市场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医药市场预估为9261亿元人民币,而2020年将达到2万亿元。目前,在二级和三级医院市场占有率排名前10的企业,均是外资或者以合资药企为主。
但是,以2013年7月葛兰素史克爆出商业贿赂案为分割点,近两年外资药企出现了政策趋紧、降价弃标、新药上市难等困境。由40家跨国制药企业组成的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执行总裁卓永清对记者表示:“无论是外资制药企业还是国内制药企业,近期均出现增速减缓,这与当前经济状况和部分政策调整有关。同时部分企业由于战略或者结构调整等问题,也出现短期下滑。”
外资药企的鼎盛时代已经告终。“外资药企正在经历内忧外患。内忧就是‘专利悬崖’、新药上市难;外患是原研药单独定价权取消,招标压价严重。”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对记者表示,受此影响,不少外企选择剥离、出售外围产品线,削减成本予以应对。
“裁员潮”汹涌
2013年的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是外资药企在中国生存环境趋紧的标志;同时,葛兰素史克也是在中国裁员最多的外资药企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1月至2015年3月,葛兰素史克六次裁员近千人。高频率的裁员导致官司不断,从2014年6月起,来自上海、山东等地的被裁员工纷纷向各地有关部门提起劳动仲裁或法律诉讼。葛兰素史克方面人士对记者透露,葛兰素史克还将有进一步的业务收缩和调整计划,裁员还将继续。
今年2月,另一外资药企巨头默沙东宣布解除与中国本土药企先声药业的合作。合资公司解散后,700多人的团队中将有半数面临裁员。
对于外资药企而言,中国“裁员潮”只是其全球“裁员潮”的冰山一角。2013年底,默沙东宣布裁员8500人,以争取在2015年底前将年度运营成本削减25亿美元。此前,默沙东已宣布裁员7500人,两次裁员的数量约占公司员工总数的20%。
早在2012年,阿斯利康为了应对“专利悬崖”困境,宣布裁员7300人;并在2013年对其研发业务进行重组,裁员约1600人。
根据Bloomberg数据,自2008年以来,全球前11大处方药药企,已经累计裁员超过了14.3万人。其中,排名前两位的默沙东与阿斯利康两家跨国药企便占总额的半数,分别裁去了超过4.6万和2.57万名员工;辉瑞与强生两家美国药企紧随其后,分列第三四位。
中国曾被视为外资药企最好的“避风港”。根据Global Data研究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的医药市场价值将会从2012年的480亿美元暴涨至3150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超过650%。到2020年,中国预期整体消费的1万亿美元中几乎三分之一将会是药品的消费。
从2010年开始,外资药企不断加大在华投入,将中国视为“最大增长极”。卓永清分析,中国市场仍具备发展潜力。“由于新兴市场人口基数大,市场尚未得到重返开发,发展潜力依然很大。很多外资制药企业在中国加强了与本土制药企业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一方面提高了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同时也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分享全球市场。”
“专利悬崖”与新药审批难
“裁员潮”频现源于业绩下滑。近期《亚洲制药新闻》发布的行业报告称,2015年一季度,10家主要跨国药企的销售额平均增长11%,相比2014年全年的平均增长率低了1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礼来公司在华销售仅增长6%,较2014年同期的21%有大幅度下降,葛兰素史克的销售则下滑了3%。
外资药企的专利药被称为“重磅炸弹”,在其专利到期后,丰厚利润面临骤降风险,这被称为“专利悬崖”。
“有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全球有多达631个专利药到期。全球最畅销的前20个处方药中有18个将要专利到期,这18个处方药每年全球销售额为1420亿美元。”一位外资药企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2012年3月,阿斯利康的第二畅销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Seroquel,失去美国的专利保护,同时第三畅销药治疗溃疡的Nexium也在2014年失去专利。上述两种畅销药的销售额分别为56亿美元和45亿美元。同样面临“专利悬崖”的还有默沙东重磅药物Nasonex,其在2012年销售12.68亿美元,2014年1月专利到期。诺华的SandostatinLAR与Exforge/ExforgeHCT两个系列产品,2012年全球销售额共计超过28.64亿美元,2014年上半年专利到期。
失去专利保护,意味着企业不得不面临仿制药的巨大冲击。“2014年堪称‘专利悬崖’最集中的年份。”一位被外资药企裁员的销售人员对记者表示。
但另一位外资药企高管人员认为,“专利悬崖”现象在中国表现并不明显。“中国是特例,其他国家保住四分之一销量就不错了,主要是中国仿制药质量不行,与原研药的差距很大,仿制药上市对中国原研药冲击并不大。”
新药审批难还导致外资药企在中国市场常常力不从心。“外资药品进入中国,一般新药注册需要五到八年,招标、进入国家和各省市医保需要两年,再进入医院需要一到两年,战线很长。”上述外资药企高管人员表示。
卓永清分析说,“对研发制药企业而言,新药审批的滞后导致其在中国的分支研发机构往往难以参加全球同步开发。这不仅限制了这些研发中心在中国的发展和企业的持续投入,也使得中国医生部分丧失了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机会。”
“超国民待遇”不再
长期以来,外资药企在中国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其原研药单独定价权备受争议。
在国际上,药品定价分为专利药与仿制药两大类。专利药即专利保护期内的药品,为保护药企创新能力,专利药可采取较高定价,但在专利到期后,其他企业可生产仿制药予以竞争,专利药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一半以上。
在中国,药品定价多了一个中间品类,即原研药。原研药是指已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这类药品在中国可享受单独定价政策,原研药与国产仿制药的价差通常在数倍或数十倍之间。
2015年5月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决定从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这意味着,原研药单独定价权将取消,改为市场定价机制,原研药巨额盈利不再,外资药企的利润将大幅下滑。
针对原研药单独定价权取消一事,卓永清认为,政策的取消使得各地在招标过程中,失去了对药物质量进行分层的统一标准。部分省份自主制定的招标政策在科学性上有待考量,导致部分企业不得不放弃竞标。“原研药历经4期临床试验和长期临床应用的检验,保障其供应对于患者,尤其是危重病患者和长期服用高质量药品的慢性病患者至关重要。”
在政策颁布之前,地方招标已先试水。2015年,安徽省在药品招标中对县级以下医院的专利药、原研药使用比例作了严格规定,要求最高不超过40%,并纳入一体化管理统计。在浙江,部分市属三甲医院也对十多款原研药暂停采购或限量使用,涉及的企业几乎涵盖了阿斯利康、罗氏、辉瑞、礼来等所有外资药企。
在越来越下行的地方招标采购环节,外资药企更是遭遇集体滑铁卢,降价、弃标现象频发。2015年1月,湖南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结果揭晓,整体采购价格大幅下降。在两轮报价之后,11935个议价品种中最低降幅为10%左右,最高降幅则低至50%。
强压之下,外资药企不得不纷纷降价,不能忍受巨大降幅的只能选择弃标。据湖南省药品招标部门公布的信息,拜耳36个品规中仅仅有9个成交,成交价格最大降幅为11%,弃标率75%;勃林格殷格翰21个品规中仅有7个成交,成交价格最大降幅为15%,弃标率67%;阿斯利康24个品规中,只有13个品规成交,成交价格最大降幅为14%,弃标率46%。
两个月后,在浙江省药品招标中,也出现外资药企大范围弃标的现象,整体平均弃标率达到60.5%,最高的为92.3%。
相比外资药企,本土企业已经习惯了多年来在低利润率中跑量的运行方式,即便面对巨大降价压力,弃标的企业也很少。有评论认为,外资让出的市场,正是让本土企业扩大市场的一个好时机。以往,在三甲及以上医院外资药品的占比达到70%左右。从去年以来,随着外资弃标、本土企业中标的数量增加,外资药品的占比已经降低至60%左右。
但原研药仍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以往,安徽等省份也有比较激进的招标方式,事后往往有补充和调整。”一位外资药企高管人员表示,外资药企的销售量、利润率及市场占有率并没有大幅下滑,“只是增量放缓,但在市场格局上并没有大的变化,外资药企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的。”
格局重构 本土机会
外资药企面临多重压力,调整业务,成为共同选择。史立臣分析说,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专利药陆续到期的背景下,专注于自身的优势业务是这些跨国大药企必然的选择。如诺华2013年销售额仅增长2%,决定剥离疫苗和动物保健产品,集中精力于癌症领域。
2014年,诺华分别与葛兰素史克和礼来达成合作:诺华斥资145亿美元收购葛兰素史克的肿瘤药品,并将自身疫苗业务(暂不包括流感疫苗业务)以71亿美元外加专利使用金出售给葛兰素史克。同时,诺华的动物保健业务以5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礼来。
除了诺华,包括拜耳、辉瑞在内的外资药企在业务方面均有调整。一边是瘦身,抛弃对主营业务收益影响不大的边缘部门,减少基本开支;一边是合并,壮大行业领先领域,争取更多的利润。史立臣表示,未来外企不再摊大饼,集中优势会成为发展趋向。“这些外资的业务重心重新调整,势必就会导致许多医药人才的大流动,而各家药品种类的调整,也会重构药品市场的格局,各家在某类药品上的市场占有率都会被重新改写。”
上述外资药企负责人认为,业务调整与企业路径选择紧密相关,“比如辉瑞和赛诺菲比较多样化一些,罗氏专注肿瘤,诺和诺德专注糖尿病,葛兰素史克专注疫苗,礼来专注动物保健,盘子大小和企业思路有关,并不完全是压力所致。”
在中国,医改政策变化对医药行业影响巨大,随着“大病不出县”政策的推行,二三线城市医院及县级医院成为未来发展重点。卓永清表示,“未来医药市场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地区,部分企业开始尝试进入。但这些市场的特性和运营成本与一线和二线城市有着较大的差异,可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
2014年12月,阿斯利康宣布,中国本土职业经理人王磊成为中国及香港地区总裁。他的重点工作是拓展基层医疗市场,为此,2015年年初,阿斯利康专门成立了设在商务部下的县域医院团队,负责商业渠道开拓。
不得不承认,外资药企的竞争能力并不强。“长期以来,外资药企的优势还是在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覆盖率几乎为100%。最近几年,一线城市趋向饱和,向县级医院、基层医疗市场延伸是大势所趋。不得不承认,在二三级城市和县级地区,中国本土药企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上述外资药企负责人分析,中国本土药企从基层市场起步,已经占据了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在价格、渠道和政策上都有明显优势。
辉瑞选择另辟蹊径,加力OTC(非处方药)领域。6月15日,辉瑞在苏州投资9500万美元的新厂正式破土动工,预计2018年一季度投入商业化生产,旨在提高钙尔奇、善存系列健康药物产品。
辉瑞健康药物部大中华区总经理蔡宝光介绍,目前在中国,善存的用户超过890万,钙尔奇覆盖人数超过1370万。在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辉瑞全球健康药物部排名第一的海外市场。建成后预计销售额20亿元人民币/年,公司总销售额将超50亿元人民币/年。
但有质疑认为,面对中国保健市场日趋饱和的现状,辉瑞加力OTC能否在困境中逆势突围,还有很大的挑战,毕竟此前拜耳与滇红药业的合作尚未显现最大的利好。
外资药企的业务调整和频繁裁员给中国本土药企提供了机会。针对大批被解雇的外资医药代表,远大医药特开辟直营事业部吸纳人才,以获得外资药企的销售模式和经验。神威药业也展开大规模招聘,对外资人才青睐有加。